欢迎来到萍乡党建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党建工作 >> 党员风采 > 内容页

将军农民甘祖昌

时间:2015年09月17日来源:本站原创作者:pxzzbxwk点击:
 

 将军农民甘祖昌

 

贫 苦 少 年

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是一个山青水秀、风景秀丽的地方。1905年春天,村里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个12口之家仅靠租种地主12亩田地维持生计。父亲甘信生是个大烟鬼,一端上鸦片烟枪就会忘记世间的一切,以此来麻醉自己。祖母抱起刚生下的长孙,叹息道:“我们家继承祖业,就靠这条根了,给他起名叫祖昌吧。”

甘祖昌的母亲陈瑞英是全家的顶梁柱,她长得人高马大,干活赛过男子汉。夏天禾苗缺水,她一身黑衣裤,头裹白毛巾,半夜出去挡水灌田,毫无怨言地承担丈夫的责任,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一家人。

没有受过溺爱的小祖昌在地上抓着摸着长大了。6岁的时候,看着村里的富家子弟去私塾读书,甘祖昌哭着要求母亲也让他去上学。“鸡毛怎比得凤凰,谁叫你出生在穷人家!”母亲叹息着,眼里充满了泪水。此事让甘祖昌的舅父知道了,他尽家中所有,送来一担谷一担炭五斤油,供他上私塾念书。小小年纪的甘祖昌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比其他孩子特别用功,很得老师喜爱。但一年半后,母亲带他去先生要求退学。先生惋惜地说:“为什么退学呢?这孩子读书进步快,家里穷就免费吧。”母亲说:“免费也学不起,他是老大,要帮助干活养活弟妹们。”先生无可奈何地摇头,祖昌哭着离开了私塾。世间如此不公平,穷家的孩子连一点小小愿望也不能实现。这一年半私塾成了甘祖昌的最高学历。

7岁半开始,甘祖昌便帮着母亲放牛、打草、干农活。个子还没锄头把高,便日夜劳作在庄稼地里。并且,因为他在兄妹中是老大,而父亲又是废物,他就得经常代父亲到佃主家里顶差做“应工”(随叫随到的仆人)。9岁那一年,甘祖昌到地主王老发家挑粪淋棉花,地主一家吃干饭,却给他吃稀饭腌萝卜。肚子没有吃饱,哪来的力气,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头昏眼花,挑着挑着不觉一阵眩晕,失足把一担粪倒在地主家门口,臭气难闻。王老发火了,操起木棍就给他一顿毒打,打得他浑身青肿,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对财主仇恨的种子。

10岁时,母亲送他去学烧砖的手艺。他很快就掌握了制土坯和装砖窑的技术,但当时农村凋敝,生计艰难,有几户农民盖得起屋,建得起房?甘祖昌学了手艺却派不上用场,只好仍跟着母亲种田。莲花坊楼离萍乡安源路程不远,翻过一座高步岭就可以到达。安源是个大煤矿,有很多工人。家乡常有一班年轻人挑谷至萍乡安源碾成米,卖给矿工吃,每担可得二角钱力资,回程挑中药材到莲花卖,亦可得二角钱力资。少年甘祖昌身高力大,10余岁就参加了这支队伍。为了与别地的青年竞争,必须在当天下午赶到安源占据水磨碾米。他们总是半夜就动身赶路。甘祖昌是这伙年青人中最勤快的一个,他跑得快,能吃苦,每次大伙都选他打前站到安源占水磨。从坊楼到安源,要经过六市、南坑等偏僻山区,这一带山高林密,历来为绿林好汉啸聚之所。1906年萍浏醴起义和民国初年的“梭子兵”起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那时北洋军阀的士兵经常在高步岭路过,有个萍乡人伍德明便邀集一伙年青人分散在六市一带马路边的田垅里劳作,北兵见了便抓他们挑脚,他们扛了枪支弹药来到密林深处,一声呼啸,走得无影无踪,士兵们往哪里找他们?伍德明就这样拉起了一支队伍,最多时发展数万人,活跃在湘赣边境,打富济贫“捉财神”(将富户绑架,要他们出钱赎身),他们的口号是:“富户有钱不要乐,穷人无钱莫煮粥,只要我们团结紧,敢教豪绅活不着!”很受贫苦农民欢迎,但最终由于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造成内讧;加之土豪劣绅勾结北洋军阀残酷镇压,起义失败了,英雄们身首异处。在六市一带经过,随处可见当年官府杀人烧屋的痕迹。这些悲壮的故事使甘祖昌深为感动,在他脑海中开始萌生了为穷人献身的意愿。

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甘祖昌刚满12岁,父母便张罗给他娶亲,找了个17岁的媳妇名叫刘毛仔,个子比甘祖昌高出半个头,与甘祖昌站在一起,好像大姐姐带着小弟弟,这当然是为了添个劳力,给母亲分担些家务。但这位妻子对丈夫却是关怀备至的,甘祖昌犯痢疾,10多天粒米不沾牙,刘毛仔每天早上背他坐在门口晒太阳,坐累了又背回屋里去,平常煎药熬粥,十分勤快,直至他病情好转。毛仔很少和甘祖昌讲话,甘祖昌对这桩婚事,虽然谈不上满意,但也觉得自己成了家,肩上的担子重了,今后要多赚钱养家才好。只是这个家并没有因为添了媳妇而好转,反而日益艰难,赚钱养家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1926年大革命时期,广东有些军队路过莲花坊楼,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到土豪劣绅!”的口号,并且在墙上刷标语。联系到听过的“梭子兵”起义的故事,甘祖昌听了这些口号十分感动,但究竟如何打倒土豪劣绅,他还很不理解。

投 身 革 命

1926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莲花县城。在此之前不久,坊楼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陈竞进、谢运鹏等陆续回乡,在坊楼创办“青年学会”宣传革命思想。接着又在新城村创办新城小学,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莲花第一个党小组。莲花光复以后,党小组策划在坊楼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因为甘祖昌忠实可靠,便被秘密吸收参加农运工作。在繁星满天、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悄悄地来到村后山上的油茶林里,参加党小组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陈竞进等人讲授的马列主义革命道理,思想豁然开朗。1927 年端午节前后,甘祖昌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怀揣纸条,身着青衣,蹑手蹑脚地来到村里地主家门口,将一张张纸条贴在大门上,要地主在初四晚上将猪肉和钱送到阿叉坳的大樟树下,香火为记,违者严惩!他当然知道这个行动与当年梭子兵“捉财神”有相似之处,为了穷苦农民的利益,他毫不退缩,十分勇敢地去完成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做的工作。初四晚上到了,天下着毛毛细雨,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甘祖昌在大樟树下点上香火作了标记以后,便伏在远处茅草棚中等待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心也跳得一下下敲着鼓点。好不容易等到快天亮的时分,山下有人影蠕动,地主们怕受到惩处,终于把肉和钱如数交齐。这次行动成功了,甘祖昌高兴得直跳,在黎明的晨曦里,他与党组组的同志分别将肉和钱送给村里的贫苦农户,让大家过个好节。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反动派疯狂地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江西南昌,朱培德搞所谓“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当时省农会负责人方志敏离开南昌后,化名李特派员来到莲花,在坊楼召开群众大会,演说农民闹革命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深刻的含义和雄辩的口才使甘祖昌听后深受感动。正如他后来回忆说:“听了方志敏的话,使我真正认识了农民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和作为革命者应该走的道路,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人。”为了搞清楚心中的疑团,散会以后,他又主动找方志敏求教,方志敏与他一道回家,耐心细致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帮助他提高觉悟。在方志敏的影响下,甘祖昌进步很快,接着就向党组织提出人党申请。1927824,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经同村党员谢运鹏、苏国珍介绍,甘祖昌在本村一个秘密据点,面对党旗宣誓,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战士。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数战不利。毛泽东果断地说服大家,率部向井冈山进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925进人莲花县境,在坊楼甘家村宿营,甘家村离甘祖昌家沿背村仅2华里,当日部队进村,群众误以为是县城的地主武装来抓人烧屋,纷纷逃避。甘祖昌也随大伙转移进山,第二天部队走了,有个孩子在村里捡到一块“工农革命军”的臂章。又听说部队清晨临开拔时,将五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枪决在沙洲上,还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罪状,甘祖昌这才晓得是自己的部队,打飞脚就往县城赶去。来到县城,秋收起义部队已开走了,满城处处议论部队在县城打开粮仓赈济贫民,打开监狱释放革命者等消息,使甘祖昌欣羡不已。

甘祖昌入党后担任交通员,经常到萍乡和地下党联络,买药品、找报纸探听消息等,十分忙碌。1928年以后,革命形势大发展,斗争由秘密转为公开,甘祖昌任坊楼土地委员会主任,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其时坊楼田垅村有个贫苦青年,名叫陈春林,生于1911年,小甘祖昌6岁,和甘祖昌很要好。在土地革命中,有人检举陈春林的父亲窝藏了财主的东西,因此列人斗争对象,陈春林很紧张,来找甘祖昌辩冤。甘祖昌不相信陈春林这样的家庭会窝藏财主的东西,他亲自带人调查核实,终于澄清了事实,消除了陈家由于遭人诬陷造成的影响。从此陈春林更加信服甘祖昌,接着两人同时参加红军,半个世纪以后,这两位经过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的部队高级将领,先后脱下军装,回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农民将军。19288月,甘祖昌调入红军独立团任军需处长,从此正式入伍成了红军战士。莲花红色独立团是由一枝枪发展起来的莲花红色地方武装,何谓一枝枪?大革命时期,莲花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农民自卫军,有枪60支,打土豪、捉劣绅,十分红火,大革命失败以后,县城大土豪李成荫组织地主武装“围剿”农军,一面放出空气,说农军交了枪可以出来“做官”等等。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下,农军内个别领导动摇了,同意交出枪枝,就这样交出了59 枝枪,只剩下农军班长贺国庆手里的一枝枪未交。交枪以后,敌人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为了保存这枝枪,贺国庆父亲被用棉絮包扎,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弟弟被杀,母亲远走他乡。但贺国庆保枪英勇不屈,终于在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由一枝枪成立一支红色部队,发展为一个团。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写的“莲花保存一枝枪”的来历。19282月,敌靖卫队长陈刚维回坊楼老家拜年,同志们便用这枝枪夺了他带来的两枝枪,接着又趁夜火烧长发祥饭店,夺得靖卫队一支半枪,何谓半枝?一队丁在屋内伸出枪射击,赤色队员抓住枪筒就夺,里面卸了枪机,结果只夺来一枝枪筒。在当时,枪对革命是何等重要!甘祖昌端着这半枝枪仔细揣摩,忽然大腿一拍,想到一个主意,找到高安人在坊楼开银匠铺的艾紫泉,又邀集一个铁匠、一个木匠,几个人合计着,将一个旧枪机修配好,把半枝枪修活了。以后这几个人就在沿江成立修械所,不仅修枪、修鸟铳,还打造大刀和梭标、匕首。由于战争频繁,他们担着工具随军行动,成了“扁担工厂”,甘祖昌负责联络和原材料供应。有一次在火线上,一个战士枪坏了,赶到修械所来修枪,恰在这时,敌人冲上来,战士修好了枪,就在敌人屁股后面射击.,敌人听见背后枪响,以为独立团援兵来了,仓惶后退,独立团趁势追杀,大获全胜,修械所立了大功。

一天,甘祖昌正在修械所忙活,团长陈竞进通知他,要他到井冈山去参加红四军训练班学习。他没有迟疑,穿起草鞋就走,来到宁冈茅坪,当时敌人正调集重兵“清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的学员因受阻不能按时到达,甘祖昌到时只来了两名学员。第二天,他们三个人便被通知到八角楼去,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第一次见红军的领导人,甘祖昌心里有点紧张,惴惴不安地上了楼梯后,一个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中年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问寒问暖,一点架子也没有,甘祖昌放下了心。接着,毛泽东又逐个询问了各人的家世和所在部队的斗争情况,征求他们对红四军的意见。末了,对他们说:“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们回去告诉县委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只要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立了功!”这一次接见,毛泽东朴素的语言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甘祖昌终生难忘。

1930年秋,沿江修械所迁至武功山的黄沙村,与湘东独立师所辖保管处、拓印处合并。1931年湘赣省成立,迁入永新九陂村,正式成立湘赣省兵工厂,有职工500 多人,甘祖昌任总务长,仍然负责采购原料和食品工作,他曾领人深夜到天河扒铁轨造机枪。为了造子弹,他又只身远走攸县、安福、萍乡去采购洋硝。冬天天寒地冻,甘祖昌肩挑皮箩,化装成挑夫过高步岭往萍乡白区去,在山上哨卡两个敌兵拦住他搜身。他灵机一动,趁机把布袋里的银洋抖出,敌人见了,赶忙去抢,甘祖昌举起扁担,机智地制服了两个敌人,安全过关,在甘祖昌的努力下,兵工厂造迫击炮和炮弹也成功了,被战士誉为“冲锋炮”,杀伤力极强。这时甘祖昌除担任采购原料工作外,还兼任会计和出纳,管理伙食,工人每月能发三四元钱工资,他和厂长二人都不能领工资,只能分点伙食尾子。

1932年春,甘祖昌在部队犯了严重痢疾,每日发烧不止,当时战斗频繁,部队又缺医少药,无法治疗,只好派人把他送回家乡医治。这次回乡,他发现情况出现了很大变化,乡、村苏维埃政府到处抓AB团分子,肃反运动扩大化了,搞得人心惶惶。当年甘祖昌的入党介绍人谢运鹏,红色独立团团长陈竞进,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坐牢或处决了。陈竞进被抓走的时候,为了避免别人认识他,将他黑布蒙头,但他经过闹市时却高喊:“陈竞进是不是反革命,久后自明!”得到这个消息,甘祖昌十分愤慨。当时他在家乡养病,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肃反委员会,大家认为他办事公平,立场坚定,一定要推选他负责,并且说:“你在家一天就搞一天,病好了回部队我们不留你。”甘祖昌明知担任这个职务吃力不讨好,甚至会遭人诬陷。但他为了给乡亲们主持正义,还是勇敢地承担了任务。他把抓来的AB 团分子一律暂时关押,坚持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一定要调查清楚了才处理。这样,就得罪了省里派来的巡视员。这位钦差大臣很不耐烦地对他说:“判刑要什么证据?只要有人检举就行!你的思想太右倾了!”甘祖昌不以为然,他反复考虑,这位上级的决定是不对头的。为了避免把事情弄僵,他只有赶快离开,于是连夜赶回部队。事后才知道,他走之后,“上级”就派人来抓他,如果走慢了一步,也会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的。

南 征 北 战

1934年,“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突围西征。甘祖昌所在的湘赣兵工厂编入红六军团工人连,军号声声,军情紧急,甘祖昌没时间和家人告别一声就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开始时,由于继续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部队大“搬家”,工人连把笨重的机器都扛上了,行动非常缓慢,困难重重。甘祖昌是工人连的司务长,行军时打前站,为部队准备食宿。当时给养非常困难,敌人围追堵截。日夜行军常常好几天吃不上东西,最严重时每人一天只能分到8粒蚕豆,但甘祖昌总是随先遣部队多方张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购买粮食,或采集野菜野果供战士充饥,保证了全连没有一人饿死。

部队开始爬雪山了,山上朔风怒号,寒风刺骨,皑皑白雪一望无垠。甘祖昌扛着行李,埋下头一步步往上攀登,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他只觉得头发晕,胸发闷,浑身无力,瘫倒在地,刚坐下。一位首长从后面牵马走过来,大喊:“同志,这里不能坐,快起来,抓住马尾巴下山!”边说边拉他起来,紧抓马尾巴下了山。后来他才知道,这位首长原来是任弼时同志。直到1936 年,经过千辛万苦,部队才与一、四方面军会合,接着胜利到达延安。这时甘祖昌接到家信:父亲和弟弟被反动派抓了,房子被敌人烧过四次,妻子被迫改嫁。家没有了,他革命决心更大了!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得到这个消息,甘祖昌十分高兴:“这狗日的也有今天!”但是,党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释放蒋介石,特别是不久又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对此甘祖昌不能理解,气愤地说:“这样搞还当什么兵?在陕北当老百姓劳动过日子算了!”这事让贺龙司令员知道了,就特意找他谈话说:“你看我不是也换了服装了么?难道我就是个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一道抗日。我们共产党为人民的利益不惜流血牺牲,换了军装换不了我们的红心!”在贺龙司令员的帮助下,甘祖昌提高了认识,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我军供应造成困难。为了生产自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伟大号召。193710月,三五九旅奉命调回陕北,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甘祖昌在三五九旅供给部任军需科长,组织上分配他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甘祖昌虽然过去搞过兵工厂的后勤工作,但对办工业、管理工厂却是外行。不懂就学,他有股钻劲。筹办大光纺织厂时,一无厂房二无原料,连生产工具和熟练的纺织工人也没有,一切从零开始。甘祖昌没有畏缩,他和供给部长何维忠商议,先办个织布训练班,提倡能者为师,让大家推荐过去有织布经验的战士担老师。果然,班里有个崔米兰参军前就是一个织布能手,以她为师,培养了一批骨干。甘祖昌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线试织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面上便宜三分之一。看着战士们这个劳动成果,王震旅长可乐了,立刻批准从警备团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担任技术指导,又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甘祖昌和木工一道,仿造织布机8架,派科员欧阳健通过关系到山西买原料,纺织厂办成了。为尽快解决全旅万余指战员的穿衣问题,决定新招百余工人,又研究改进了土织布机10架,将手拉改为脚蹬,提高了劳动效率,甘祖昌还带战士们挥镐打钻,新掘8 眼窑洞作机房,他们的产品除自给外还远销整个根据地,受到领导的表扬。由于成绩突出,1941年甘祖昌被提升为供给部副部长,与大光纺织厂女工康兰英结了婚。

1941年冬,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始大生产运动的准备工作。南泥湾在陕西延安南部,方圆百里杳无人迹,荒草丛生野兽出没,朱德总司令曾亲自来此地视察过,认为是进行军垦的好地方。大生产运动开始的时候,荒原没有房子,战士们砍树搭木棚居住,正是三九严寒的冬天,荒原上朔风怒吼,滴水成冰,晚上战士们只好升起一堆堆篝火,一面驱风寒一面避野兽。开荒连劳动工具也没有,甘祖昌就派人去搜集废铁。一个连长在山顶破庙中找到口千余斤重的铁钟,砸碎打成锄头、松耙等开荒工具。1942年春,全旅大生产运动开始,甘祖昌和大家一道,挥锄扬镐,大战南泥湾。开始每人每天只能开垦一亩多地,不断总结经验,一周后每天竟能挖4亩多。还养了大批猪、羊和鸡鸭,真正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4 年,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师。从北到南,这支孤军要深入山西、河南等五省敌占区,行军任务十分艰巨。此时甘祖昌身患重病,经常吐血。组织上准备让他离队休养,但他坚决要求随军南下,最后得到批准。北返途中,在广东八面山百熊镇,部队被敌重兵包围,苦战三昼夜不能突围。甘祖昌旧病复发,十分危重。王震旅长动员他化装到老乡家养病,但他挣扎着站起来,坚决地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能跟部队一起走!”他抱病参加战斗,终于把敌人打垮,战胜千难万险,回到延安。

进 军 边 疆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勾结美帝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甘祖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1947年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49年调一兵团任后勤部长,进军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原国民党将领陶峙岳起义。在迎接解放军时,他对王震司令员说:“这里国民党的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废纸!现在的问题是缺少粮食。”10万进疆大军的口粮怎么解决?从内地调进,缺少交通工具,而且难救燃眉之急,甘祖昌主动请缨,向王震建议派人到全疆去摸情况。得到允许之后,他把后勤人员分成四个组,自己亲率一组八人,包括五个少数民族翻译,骑马向冰雪覆盖的北疆进发。他们走遍了戈壁牧场,深入到每个蒙古包中去访问贫苦牧民,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亲切的谈话感动了他们,终于使他们向工作组吐露了真情。20多天以后,其他组都陆续归来,只有甘祖昌带的人迟迟未归。大家正在担扰,只见他兴冲冲带着组员赶回来,综合四个组的情况向王震汇报说:“新疆连续三年丰收,群众把粮食藏在地窖中,不卖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生活困难,粮食就不成问题了。”王震同意甘祖昌的意见,立即派员去协商,苏方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等物,用羊毛偿还。甘祖昌于是又把人员分组,用银洋、人民币和日用品去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惊喜地发现他们同量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几倍,于是纷纷拿出粮食来卖给解放军。这样,不仅10万大军的军粮得到解决,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声誉。

新疆政治情况复杂,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挑唆商人囤积布匹,妄图哄抬物价,搞垮红色政权。甘祖昌针锋相对,号召全军指战员增产节约,把每月津贴费抽出来办军人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布匹和日用品价格比私商低得多,群众都不买私商的货,这就迫使他们降价抛售,待其降至最低价时,合作社大量收购,又放风说解放军将从上海调进10万匹棉布。私商们慌了手脚,只好将囤积的货物抛出,就此稳定了物价,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50年春,甘祖昌第一次回老家探亲。其时莲花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摧残,农村凋敝,百业萧条。看着乡亲们的贫困生活,甘祖昌想起了在长征途中和同村战友陈春林说过的誓言:我们都是农民出身,革命胜利以后要回到农村去,改善农民生活。面对眼前的情景,甘祖昌更坚定了这个信念。母亲告诉他,村里有个妇女性格很粗暴,有一次她喂的鸭在甘母种的田里死了,她便怀疑是甘母打死的,每天咒骂不止。甘祖昌便到她家去看望,了解到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被反动派杀死了,如今生活很困难,便送给她五十万元(旧币),让她给儿子娶媳妇。并耐心说服母亲做团结她的工作。甘祖昌当年离家去长征时,妻子刘毛仔生有三个儿子,两个早逝,以后刘毛仔改嫁沿江村,丢下两个孩子便由老母亲抚养,现在大儿子甘锦荣已长大成人了,母亲要甘祖昌把他带到新疆去,给他找份好工作。但是甘祖昌却考虑带堂兄的儿子丙郎去。他对母亲说:“丙郎年纪小,可以到新疆去读书。寿郎(即甘锦荣)已超过读书年龄,让他在家里跟你种田吧。”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反动派来村里搜查,甘祖昌带两位革命同志转移不及,躲在村后一个山洞里,堂兄在垅中看鸭,设法救他们脱了险。第一次回乡探亲,甘祖昌首先照顾对革命有贡献的乡亲,自己的儿子却不肯优惠。1951年他和爱人康兰英回家探亲,康原是大光纺织厂的女工,童养媳出身,但解放后有理应享受的思想,与甘祖昌的性格格格不入。这次回莲花是想探探甘祖昌的“家底”,回乡后便逼甘母拿出钥匙开箱看看祖传的财产,当她了解到甘家的情况以后,便露出失望的神情,坚决不愿在莲花定居,这一点是甘祖昌绝对不能容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两人终于分了手。

人到中年的甘祖昌在婚姻上遭到挫折,却没有丧失斗志,仍然发奋工作。正当他忘我投人新疆的建设事业时,敌人的黑手却悄悄向他伸来。1951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返程路上因桥板被歹徒锯断,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颔脱臼,经卫生院长潘世征亲自主持手术,月余后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中年离异,身负重伤,领导和同志都急着要为甘祖昌再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经人介绍,甘祖昌认识了八一子女学校的教师龚全珍。龚全珍原籍山东烟台,解放前夕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为了参加革命,毕业后她放弃了能在济南找到的优厚工作,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进驻新疆。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与丈夫离异后身边却留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接受以前的教训,她对婚姻的选择慎而又慎,开始根本不愿意考虑嫁个领导干部,但是第一次见面,甘祖昌的坦诚和直率的性格使她震憾了。甘祖昌毫不掩饰地对她说:“我只读过一年半书,连你姓龚的龚字都写不拢。我今年48岁,有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我是个军人,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听了甘祖昌的话,龚全珍深深相信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是个真诚的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于是爽快地答应了这桩亲事,并且对组织表示:我既然接纳了他,就可以对他负责。甘祖昌也特别高兴,他完全相信,找到这样的伴侣,一定可以帮助自己进行共同的事业。1953323,甘祖昌和龚全珍在新疆结婚了。作为部队的高级干部,婚礼却十分简单,甘祖昌给新娘的礼物是十尺草绿色灯芯绒,龚全珍自己则只买了两条新枕巾。次年部队进行军衔评定,基层通过甘祖昌为正师级,上报以后,总政批准为准军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会上,群星闪烁,掌声如雷,手捧着金光灿烂的军功章,他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回家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太高了”。负伤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愈来愈严重。组织上送他上庐山疗养一年,病情仍不见好转,因此自觉难以再适应部队的领导工作了,想起过去与战友陈春林的诺言和第一次回乡探亲的印象,遂萌生了请假回乡务农的愿望。他在军区医院住院治疗,不顾医生的劝阻,经常出来与院中的工人一道劳动,觉得自己种庄稼还比较在行。于是向组织写出报告:“我的脑子负了伤,但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将军当农民,这可是古往今来少有的事。上级没批准,劝他留下来,可他有股韧劲,硬是非达到目的不可。195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肖华部长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他提出申请,左磨右缠,终于获得了批准。

解 甲 归 农

19578月,一列火车在金风红叶中由北而南呼啸前进,甘祖昌带着全家大小12人回到阔别30余年的故乡。为了给国家节约旅差费,他把所有的行李精简成三个箱子,但却带着八只笼,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亨鸡,他要让新疆的优良品种在莲花安家落户,货车送到坊楼乡停下了。

避开欢迎的人群,甘祖昌的二个弟弟用土车子运行李,一家人悄无声息地回到沿背桥头村。到家一进门,就把弟妹都找来听他宣布两件事: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平民百姓,靠劳动生活;二是我们家庭过去受反动派摧残,大家受了很多苦,以后不分家,大家一块过日子。公推大弟森昌当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都服从他的指挥,毫无例外。

偏僻的农村当然和新疆的将军楼不可比拟。甘祖昌住的房间,墙壁乌黑,光线暗淡,白天苍蝇成群,晚上蚊子肆虐,老伴担心他受不了,他却甘苦如饴,谈笑自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脱下将军服,背上大粪筐,和孩子们一起,光着脚板到村外去检粪,人人学样,在他的带动下,村里掀起了积肥热潮。甘祖昌不和别人争肥料,又手把手教孩子们割草,给队里喂牛和沤粪。

住宅后面有一座虎形山,尽是黄泥土,光秃秃不长树木。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召集起来讨论开垦虎形山种植蔬菜和果树。

“这山土质不好,种了也不长的。”大弟甘森昌反对甘祖昌的意见。

甘祖昌笑着说:“南泥湾的土质比这更差哩,照样长庄稼,关键是开垦的方法对头。”

接着,他亲自示范,先挖开表层,拨放一边,再往下深挖一尺,再铺上表皮泥,施用农家肥。苦战一冬春,获得了特大丰收,荒地的蕃薯长到十余斤重一兜。受甘祖昌的影响,全村人争着上山垦荒,成片的荒山被垦复了。寒冬腊月,甘祖昌又带领孩子到离家15里的苗圃买树苗,连续四年,虎形山栽上果树上千株,成活率95%以上。这时节,漫山碧绿,果大硕红,孩子们盼着上山摘果子吃,甘祖昌却制止说:“这果林是集体财产,要交给集体,谁也不许摘果子吃!”

甘祖昌所在的大队,共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人牛难下田,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因此全队年年吃回供粮,产量无法上升。甘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每天围着冬水田转悠,这一天猛然想到:如果能用城市里开下水道的方法,开沟排水,冬水田不就能把积水排掉吗?他把这个想法向大家一说,都说可以试试,于是以甘祖昌为首,成立改造冬水田五人实验小组,每天起早摸黑,在深没大腿的烂泥田中劳作。由于长年积水,要在烂泥中挖出深沟几乎是不可能的,用松毛和木板挡泥的办法都失败了。最后靠打木桩、用柳枝编篱笆,既能渗水又可挡住烂泥,开沟排水成功了。当年种上红花草,第二年获得丰收,接着在全大队推广,经两三年努力,亩产提高50%,脱掉了吃回供粮的帽子。

在改造冬水田的过程中,甘祖昌的实干精神也鼓舞了村里的年轻一代,成了他们学习的楷模。茅水塘有丘田有二百多个泉眼喷水,三年来怎么也改造不了它。一个严寒的冬天,大雪纷飞朔风怒号,甘祖昌带着青年子安,冒着风雪很早就在田中挖沟。这天刚好学校放假,甘祖昌的老伴龚全珍也扛起锄头赶来参战,赤脚下田,冰水刺骨,挖了一会,实在支持不住,就说:“祖昌,回家吧,这丘田天晴了再挖”。甘祖昌和子安两人干得正欢说:“我们不冷,你有事先走吧。”龚全珍很有意见,心想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又是犯病之身,这么冷天拼命干活行吗?晚上向甘祖昌一说,他却哈哈大笑:“劲可鼓不可泄,子安平日是个最懒的青年,一直不相信冬水田能够改好,我就是要他看看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争取了他就能教育一大片。”在甘祖昌的教育下,村里年青人都有长足的进步。

为了弥补改造冬水田受的损失并给社员支付劳动报酬,甘祖昌没有向国家和集体伸手,而是掏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给大队发奖金。改造一亩冬水田奖钙镁磷或过磷酸钙50斤,60年代头三年,共发出化肥五万余斤。由于他带头改造冬水田成绩卓着,中科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研究员,参加过三次农业科学大会。

改 造 自 然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1962年大年初二,坊楼公社新上任书记刘可兴便来拜访甘祖昌,请教怎样搞好全公社的农业工作。

“你是个‘背时书记’”甘祖昌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全社七八百亩望天田产量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回供粮300万斤,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给你三个月了解情况,六个月拿出解决方案来“

但一个多月后,刘可兴就来汇报工作了,他提出解决望天田的办法是修水库灌田。甘祖昌听了哈哈大笑:“你想的和我一样。我们公社的田就犯了两种病:“一种是多水的‘胃肠炎’;二是无水的‘肺结核’。犯胃肠炎的冬水田已经治得差不多了,但缺水的肺结核还得靠你这郎中治疗啊!”接着,甘祖昌就带领刘可兴跋山涉水,到小王庙、龙谭冲一带实地勘测。走到浆山冲,只见山环水绕,地形险峻,甘祖昌指着对刘可兴说:“此山谷底皆石,水面又窄,正适宜建水库。”于是决定第一批水库建两个:浆山和马家坳,而以浆山为主。

根据地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测算,修浆山水库需四五十万元资金,可整个公社库存只有几万元钱,怎么办呢?甘祖昌四处奔走寻财源,打听到公社原有个县办峙垅煤矿,因管理不善停了产。他立刻冒了风雪到矿区了解情况,又建议公社派得力干部去抓生产,很快地把这个企业办活了,两年利润达20 万元,解决了修水库的资金问题。

一天清晨,公社广播站播出这样的新闻:中午公社在浆山河中毒鱼,请大家去捉鱼,并开群众大会。到了中午,浆山冲里人山人海,捉罢鱼,甘祖昌站在高坡上向群众讲话说:“为了解决望天田缺水的问题,公社准备在这里修筑水库。此地1958年和1960年也筑过水库,因设计不好没修成,这一次是经过专家测量选址的,一切准备就绪,保证成功,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群众山呼雷动。

第二天就成立公社水管会,各大队抽一名干部参加。在成立会上,甘祖昌提出,修水库光靠群众的干劲不行,还要有懂业务,工作认真负责的技术员指导,刘可兴介绍,本公社有位原县水利局开除回家的技术员王新安,技术水平不错,人也老实,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抓阶级斗争,不好用他。

“这种观点不对!”甘祖昌立刻指出,“任何人只要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你们不用,我敢用他!”

当即派人去叫,王新安有顾虑不敢来。甘祖昌又亲自写了条子,才把他召来。对他说:“我们请你来建水库,是请你当技术员,不是当劳力。”接着又在水管会上向干部群众作了介绍:“王新安是我们建浆山陂的技术指导,他有20 多年建水库的经验,是个内行,大家要服从他指挥。”但是不久,公社技术员老袁竟跑来责备甘祖昌修水库不搞政治挂帅,让阶级敌人掌权!

“什么叫政治挂帅?”甘祖昌严肃地批评他,“为无产阶级服务,脚踏实地工作,就是政治挂帅!反之,自以为出身好,不钻研技术,工作不负责任才是政治没有挂帅的表现。”

尽管如此,接着在建坝问题上,两个技术员又发生争吵,吸取以往的教训,王新安认为坝底应筑九米厚,而老袁却坚持说:节约原料,坝基厚度六米即可。谁是谁非?甘祖昌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又征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最后笑着对王新安说:“我支持你,坝底筑九米!”王新安得到甘祖昌的肯定,思想顾虑也消除了,放开胆子干了。

828浆山陂工程正式动工,八个大队共抽调100多个劳力脱产修陂。甘祖昌每天早上5 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在工地上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担心地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春天雨季前完工,迟了会延误大事。”暴雨说来就来,10月中旬突然连日霪雨不停,山洪猛涨,洪峰劈山而至,势不可挡,刚建了二米多高的陂坝冲得一干二净,几个月的努力白费了!

“不要紧,老天爷毁了我们三千个工,我们要它赔一万个工!”面对大家的沮丧情绪,甘祖昌却满怀豪情地宣布了他的计划:“筑陂灌田就要挖渠修沟,天晴两个多月土硬难挖,现在下了透雨土质松软,一个工不是能抵三四个工吗?”在甘祖昌的鼓动下,群众都破涕为笑,干劲十足,水委会将劳力重新分组,大队人马投人修渠战斗,10天后渠修好,天气也好转了,又回到修陂工地上来。

为了节约资金,甘祖昌建水库精打细算,损坏的工具修好再用,连装过水泥的袋子也收集起来送回水泥厂换水泥。经过五个多月奋战,只用了一万两千多元资金,一座坝高19.5,长25,蓄水550立方米的浆山水库建成了,43华里长的水渠同时完工。望天田从此得到灌溉,全社脱掉了吃回供粮的帽子。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又和技术员王新安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并派人到福建购买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搞水电站没有经验,甘祖昌立刻派党员干部协助工作,帮他找回抄家散失的资料,又让他到外地参观学习。在甘祖昌帮助下,王新安顺利完成了任务,全公社用上了电灯。

1966年春,甘祖昌发现大队有一片耕地因为隔着一座山,不能引水去灌溉。他经过测量,发现浆山水库的水位比这片田高得多,于是把大队干部和技术员找来讨论,提出要建压力水管压水过山。

建压力水管,大队负担得起吗?据楼梯磴水库经验,60管道需资金18万元。甘祖昌没有畏难,他亲自带了技术员到楼梯磴考察,经过算细账,负责建水管的师傅承认多报了经费。甘祖昌又问师傅:“楼梯磴水库水管直径二尺四寸,我们水路近,能否缩小到一尺五寸呢?”师傅经过慎重考虑,肯定了他的设想。甘祖昌有把握了。回来以后,建压力水管的战斗就打响了。为了节约资金,甘祖昌要木匠石苟想办法把管道中压模的木板取出来再次利用,石苟经研究实验,终于想出了把木板一角斜对边不钉死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甘祖昌十分高兴,他拿出自己的工资,奖给钻进管道内剥模板的两个年轻社员20元现金、两套新衣裤,在每根管道完工时,又奖给做管道的民工4550斤猪肉改善伙食。经过两个月奋战,压力水管胜利完工。粮食要增产,除了水外,还要靠科学种田,从1972年开始,甘祖昌又着手创建公社农科所和大队农业科学实验小组。他与公社研究,将所址设在富冲大队,拨出30余亩田作为实验区,全社11个大队各抽一名干部,加公社农技员作为基本队伍。在一无住房二无资金的条件下,亲自带领他们搭草棚住人,然后利用农闲时间盖房子。

有个青年农技员黄昔和,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甘祖昌很想培养他,但他背着富农家庭出身的包袱,不肯接近组织。甘祖昌就找他谈心,告诉他只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前途是光明的。黄昔和认识提高了,以后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甘祖昌又从群众中了解到他有自满情绪,便很耐心地帮助他改正缺点。终于加入了党的组织,此后甘祖昌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亲自带他和其他农技员到萍乡湘东镇新村大队找全国著名的劳模彭光贤、黎寿天等人,不但学习他们的种田经验,也学习他们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为了培养造就年轻一代的科技人才,甘祖昌还兼任共大莲花分校的校长,他经常到学校讲课,并倡办农机班、兽医班、女拖拉机手训练班等,为科技兴农作出了许多贡献。

“文革”期间,有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工程师刘乃基被清洗出队,回坊楼老家监督劳动改造。甘祖昌了解到他有修路建桥的专门知识,便主动找他谈话,希望他相信党的政策,以后为家乡建设多出力。甘祖昌的亲切关怀使刘工程师深受感动。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便和刘工程师一道,改造和新修全社的大小桥梁。数九寒天,甘祖昌亲自下河搬石头、挖沙石、打桩,手指被石头割破,鲜血淋漓,他坚决不下火线,说:“这点伤比起烈士流血牺牲,算得什么!”苦干加巧干,修沿背大桥,上级拨款七万元,只用三万元就修好了。除沿背大桥外,整个沿背大队还修了总长达120多米的大小五座桥,花费资金22000元,剩下8000元,有人主张分掉,甘祖昌不同意,认为沿背大队桥修好了,应该支援甘家大队建桥。在甘祖昌领导下,甘家大队又掀起了建桥热潮,刘工程师也不辜负甘祖昌的期望,短短三年时间设计修建完成了12 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社的交通条件。由于他成绩突出,1979 年落实了政策,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家 教 楷 模

1950年甘祖昌第一次回乡探亲时,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甘锦荣带走,却把堂兄的儿子炳郎带到新疆去读书,甘祖昌的母亲很有意见,当时锦荣在家乡干篾匠活,因为身体瘦弱,上山砍竹子感到很吃力。有一天老奶奶对他说:“还是去新疆找你的父亲吧,要他安排点轻活给你干。”

甘祖昌见锦荣不安心在家干篾匠,千里迢迢跑到新疆来找他,就安排儿子学打铁。锦荣觉得十分委屈,便偷偷写信告诉奶奶。奶奶接到信果然很气愤,便请人给甘祖昌写信说:锦荣这孩子身体弱,在家干不了篾匠活我才让他到新疆来找你的,你怎么叫他去打铁呢?甘祖昌接到信,只是笑笑,便提笔给母亲写信说:“现在刚解放,厂里机器少。我们当干部的儿女应该带头干粗活,等将来条件好了,问题就解决了。”

锦荣身体差,打了几天铁果然病倒了。医生检查后确认他不宜打铁,甘祖昌听了幽默地对儿子说:“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钢铁战士,谁知你没这个福份。好吧,我介绍你到农六师去学开拖拉机吧。”

锦荣后来随父回乡务农,这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十多岁了。队里办饲养场,准备选拔一批饲养员。因为是个轻活,工分又高,队里很多人都争着干。锦荣便找到生产队长,一定要把他的女儿安排到队里当饲养员。队长感到十分为难。这事让甘祖昌知道了,便把锦荣找来责备他说:“我们当干部的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的女儿根本不适宜干饲养工作,怎么能让她到队里当饲养员哩。”在甘祖昌的教育下,锦荣亲自找到队长,收回了他的意见。

1972年冬,在吉安地区卫生学校学习的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刚好18 岁,听说全区征收女兵,她一心想去参军,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给上级人武部门打个招呼,挂个电话也行,帮助她实现自己的志愿。

接到这封信,甘祖昌嘱咐妻子:“给平荣写封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让她安心在卫校学习,将来当个好护士,不同意她去参军。”

事有凑巧,不久龚全珍在家里摔了一跤,手臂脱臼骨折。甘祖昌陪她到吉安地区人民医院治病。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得到这个消息便来到地区医院看望甘祖昌夫妇,顺便说起平荣参军的事情,征求甘祖昌的意见。甘祖昌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一切按原则办事,如果她身体合格,你们就接收她,否则就不要接收!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破坏规矩,我知道她是个近视眼,当兵是不合格的!”

得知这个消息,平荣伤心地哭了。但她并没有灰心,坚持努力学习,积极锻炼身体,最终因为品学兼优,她光荣地入伍了。当然,由于她右眼视力只有0.5,参军以后,在射击训练方面,碰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个倔强的女孩子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为了给父亲争一口气,她以常人难以忍受的毅力坚持训练,终于取得了好成绩。

当知道女儿瞒着他参了军的消息以后,甘祖昌惊讶异常,他坚持要老伴龚全珍写信让她退伍。正在这时,接到女儿从部队寄回的信,说她在部队训练用左眼瞄准打靶得了优秀,已被所在连队选出参加全军射击表演,她是十名优秀射击表演者之一。女儿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甘祖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心了。

大跃进时期出生的三女公荣是甘祖昌最得意的孩子。一有空他就给她讲故事、说笑话,父女感情十分融洽。但是,甘祖昌并没有放松对她的要求。还在她童年时期,有一年春节,公荣看见邻居的孩子穿花衣服,便拖住父亲嚷着:“爸爸,我也要穿花衣服!”甘祖昌平时十分节俭,很少做新衣服,仅有的一条羊毛裤还是新疆一位同事送的,穿了十多年还舍不得丢弃。但是,为了满足小女儿的要求,他把当年结婚时的花被面拿出来,对老伴说:“把这个剪了,给她做花衣服吧。”龚全珍说:“被面剪了太可惜,你就给她做身新的吧。”甘祖昌听了叹口气说:“我们干部女儿为什么就一定要穿得比别人好呢?”小小年纪的公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74年公荣初中毕业了,班主任老师来家访,向甘祖昌反映当时学校中的情况: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让子女升高中进一步深造,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全县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被推荐升入高中,公荣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我们已将她列入第一批推荐上高中的名单。

谢谢老师的好意。”甘祖昌听了老师的话就笑着对他说:“既然大家都争着上高中就把我家公荣的名额让给他们吧。”

老师惊讶地说:“那怎么行呢?公荣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啊!”

甘祖昌不由分说:“我们已经决定,公荣不升学,回家跟我参加农业生产!”

待老师走后,甘祖昌推心置腹地对公荣说:“我8岁就参加劳动,你已经15岁,不算小了,我和你三个叔叔加起来一共学了6年书,你一个人就学了9年,也不算少了。你是干部子女,要带头艰苦奋斗,把农村建设好!”

现在,甘公荣已过了不惑之年,她牢记当年父亲的教导,在银行的经济工作中,兢兢业业办事,勤勤恳恳为顾客服务,多次荣获地市、县表彰,是一个优秀的先进工作者。1976年甘祖昌的老伴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上离休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干部离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顶替,因此,四女儿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但是,这却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他说:“子承父业,这是封建社会的旧规矩,也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能的根本原因。子女长大了,应该自谋出路,不应该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所有干部的子女都可以顶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顶替呢?”老伴也觉得女儿受了委屈,就替她分辩说。

“对,这不能叫搞特殊化!”甘祖昌说:“但是你想过没有?吉荣没有读过师范,文化也不高,她能教书么?在单位上多一个冗员,就是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呵!”

以后,吉荣要去共大学习草医草药,征求甘祖昌的意见。他笑着说:“学技术我同意,就是不能顶班!”吉荣后来终于成了一名医药工作者。

风 范 长 存

说起甘祖昌的故事,民间流传的不知有多少。比如:1951年他去某地参观一个养猪场,看到一幢幢整齐漂亮的大楼和讲究的猪舍,大家都赞不绝口,只有甘祖昌直言不讳地给当事人泼了冷水:“我们新疆的战士目前还住地窝子哩,这样排场的养猪法怎么推广?”果然,不久报纸上就发表中央对这个养猪场造价过高的批评,大伙都说他有先见之明。

“文革”中村里到处建忠字馆、忠字室。某次记者来访,正值吃中饭的时候,记者建议做“餐敬”,甘祖昌不表态,幽默地说:“要是敌人来了,等你做完餐敬再去迎敌岂不完蛋!”不久,大队干部又来请示在屋外大路边建像塔的事情,甘祖昌手一挥:不要浪费材料!

1969年有位首长来莲花视察工作,批评莲花农民种懒人田,作懒人禾,说禾苗越矮越好,越密越好,征求甘祖昌的意见,他毫不客气:“如果说农民种懒人田,为什么莲花粮食年年增产?水稻太矮太密了,阳光空气不足怎么长粮食?”一席话将“首长”激得满脸绯红,恼羞成怒,回去后大放厥词:“甘祖昌变修了,要把他彻底搞臭!”他听了毫不介意,解嘲地说:“我是个农民,本来就没有香气,何必搞臭!”粉碎“四人帮”后才知,这位首长原来是跟“四人帮”跑的。

甘祖昌办事,绝对讲原则,不讲“人情”,不走“后门”。早在50年代,甘祖昌在新疆刚和龚全珍结婚的时候,有一天龚全珍和她所在学校一位女老师上街买东西,在军人合作社里,这位女老师看中了一块手表,听说军官家属在军人合作社买东西免交10元税金。女老师便对龚全珍说:“我想买一块表,你就说甘祖昌的警卫员要买表,代我买下来好不好?”龚全珍向经理一说,经理却坚持要甘部长写条子来。龚全珍只好直接去找甘祖昌。甘祖昌严肃地说:“当老师怎么能逃税?这个条子不能写,你也不要管这个闲事!”还有一次,甘祖昌的老友德乐来向他借钱,说是买瓦修屋。甘祖昌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了他,但这位老实农民觉得隐瞒真情对不起良心,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这笔钱是借给儿子结婚用的。“不行!”甘祖昌立刻把钱追回来,“结婚要简单节约,花钱铺张浪费我不支持!”

甘祖昌一生清贫,大部分积蓄都捐给集体办公益事业,自己一家过着低水平的生活。三年困难时期,他亲自喂猪,目的是帮助国家还外债。到了80年代,甘祖昌已经行动不方便了,他还是坚持自己料理生活,让离了休的老伴抽出时间喂猪。他回乡的时候,住在老屋的楼上,以后人口增多了,老屋住不下,便连着老屋建了几间新房,但因陋就简,不准奢华。窗户上都糊上塑料纸,不装玻璃。直到村里人建新房都装上了玻璃,他家还是塑料纸。省民政厅的同志只好趁他上北京开会去了,抢时间在窗户上换上了玻璃。甘祖昌从来不摆酒席,不买高档烟酒,他喝的是自家酿的米酒,抽的是自己种的生烟。别人吃东西讲“营养”,摆“阔气”。他却讲“限价”,绝对不吃高价食品,群众说他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烟咀,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毕挺快如风。

甘祖昌去北京开会,老伴给他准备了很多点心。可是开会回来以后,所带点心往往原封不动。问他沿途吃了些什么?他说三碗面到北京:上车一碗、车上一碗、下车一碗。某次去吉安出差,服务员以为他是流浪汉,拒绝给他登记住宿,后来地委书记来了才解围;1963年他到萍乡买种子,到萍乡饭店住宿,服务员给开了个最便宜的房间,每晚8元钱,他却说:“8元钱能买一担谷种哩!我住不起。”要服务员换了一间4个床位的房间,每晚7角钱,他才住下了。

甘祖昌1957年从新疆回乡,身患重病。医生预料他最多能活到60岁,但29年来他一直向疾病作顽强斗争,对自己的脑震荡后遗症既不注意休息,也不加强营养,而是夏日曝晒,冬天迎风,经长期锻炼,大脑中淤血融化,脑震荡奇迹般的痊愈了。这以后他很少服药,但是为了方便群众治病,他在村里办合作医疗室。有一次他腿上生疮化脓,特意叫草药医师给他开刀化脓,增强群众对草药治疗的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甘祖昌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逐年加重。1970年夏天发作,病情危重。经组织上一再动员,他才去上海检查治疗,但半月后病情稳定,他即要求出院,说:“我是慢性病,在上海占个床位太不应该了!”1980年冬又突发前列腺肥大症,尿道感染,痛苦异常,经省医院转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第6天炎症消失,第8天他就乘火车出院回莲花了。1985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刻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省城定居。他却摇头说:“感谢同志们的关怀,我已经80岁了,还盖什么房子?为国家节省开支吧。”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势转重,不时陷人昏迷状态。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生产……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225,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终于停止了呼吸,走完了全部战斗历程。